何香凝是1949年7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原称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性主席，很多人自然而然地用女性艺术家来评价何香凝，看起来这是当然的。但是，我坚持认为“女性”并不是何香凝先生的艺术标签，她艺术创作的核心敏感因素是革命家。民主革命家的理想抱负、初心使命、奉献牺牲精神决定了她的人生格局和境界追求，她把社会主体的“匹夫之责”融于灵魂，以女性之身而又超越性别角度、走向了人的共性的特征，并在做人、做事、艺术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骨、文化修养和艺术风格，成就了何香凝先生20世纪中国公认的伟大女性的名讳。

她身为女性，出生于封建时代的富裕家庭却不信“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一套，自小酷爱读书识字、知书达礼，追求独立人格。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她“夫人学婢子”“亦乐之不疲”，为了革命需要学习艺术，不仅把艺术创作变成自己的兴趣爱好，还发展成革命武器和谋生手段，自然而然地成为她在艰难困苦中抵御“国仇家恨”、“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她关心、体恤中国妇女“牛马不如”的状况，总是尽力为改善她们的处境奔走，鼓励妇女“迈出大门”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她以“先知先觉”的新女性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她身为人妻，19岁与廖仲恺结下“天足缘”，得到丈夫的爱护与尊重，不仅在诗文、绘画学习上得到指导，还对社会政治状况有所了解，原来大门不出的何家“九小姐”在成为廖家“少奶奶”后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国家民族意识。她为丈夫的远大理想抱负、有所作为的内在品质而倾心，婚姻甜蜜温馨、过得很好，她甚至冲破传统桎梏拿出私蓄、变卖嫁妆珠玉助丈夫东渡日本留学、探索救国真理，双双“故国经年别，求学走他邦”，结识孙中山、追随孙中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信任和倚重的同志。她与丈夫并肩携手，分担丈夫的责任和烦恼，成了著名的革命伴侣。在正值盛年的丈夫牺牲后，她毅然决然接过他的“未竟伟业”，几十年克服千难万险继续革命事业，是丈夫心目中的“女中豪”。

她身为人母，言传身教、关爱儿女、百般呵护其周全，把他们都培养成了“热忱的革命者”，在国难当头时却慨然把儿子送上抗敌战场，“训子杀敌”，筹款助他“冒险离家”，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母亲”……

总之，借用作家冰心的说法，何香凝正是给这个世界呈现了“五分的美丽、六分的温柔、七分的爱和八分的坚强”的女人。

何香凝信念坚定的精神风骨和不断奋斗奉献的革命家气质，来自于她对民族、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她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抱负为己任，站在爱国救民这样的“至高点”上，决定了她的人生格局和生命宽度。她革命近七十年，始终坚守信念，听从内心的召唤，在不断出发中实现自我超越、获得新生，即使新中国成立时已过古稀之年仍不知老之将至，以旺盛的生命力愉快地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进行艺术创作，勤奋工作，毛泽东主席就曾赞叹她“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邓颖超对她的革命生涯有精辟的概括：“一个闪耀着爱国与革命的光辉名字，每一提到她、想到她，就引起我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她的名字和她的一生，就同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抗战时期田汉在《救亡日报》撰文评价两位伟大女性何香凝和宋庆龄时这样说：“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巨星陨落之后，仍不坠其万丈之光芒，于爱国救亡及一切为自由与光明而战斗之举，两夫人常为其最忠诚热心之赞助者，推动振励，不遗余力，亦不知老之将至，真女中之瑞也。”盛赞她们“皎然如寒夜双星，以其艰苦卓绝之精神，从事于民族解放斗争，为我新中国之历史，挥洒其光辉无限之笔者”。她身上总是有种常青的力量，清晰而深刻，融入了她的人格中，执拗地存在于她的艺术作品中，有她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价值，这种有穿透力的思想和家国情怀，具有凿穿时代隔膜的能量，如今看来依然鲜活。

总之，何香凝是一位大写的“人”，她“立德立功立言”。用通俗话说，长得漂亮是幸运，活得漂亮是本事。

因为信念，她坚强以对。身处风雨如晦、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旧时代，“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旧中国，何香凝与丈夫携手决定走上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道路时就意味着奋斗、奉献、牺牲，她十分清楚，但，毫不畏惧，坚信一往无前、坚守革命理想，“前者牺牲后者继，今朝死了再胚胎”，革命定有成功之日。正如孙中山所说“……一败再败，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她青年时代就勉励丈夫“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丈夫在她眼前中枪倒地使她顿感天地失去颜色，他的牺牲使她心如刀绞、悲痛万分，但她却保持着革命者的理性与清醒，所忧虑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前途，她说：“吾人做革命事业，生死本置诸度外。今廖先生被人狙击逝世，吾家属损失犹小，所难堪者吾党矣！”她把对丈夫的深情思念写成“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的诗句，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因为廖先生拼上性命去实现的目标——求民族解放，是值得的！她说：“我流着感动兴奋的热泪，我好像望见了革命胜利的前途”，庆幸于“廖先生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

面对革命路线的背叛者，她与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何香凝一生坚持真理，坚持与人民站在一起。孙中山逝世、廖仲恺牺牲后，面对先后背叛三大政策的蒋介石、汪精卫，反复与他们讲坚持孙中山革命路线对于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责骂他们。无论责骂蒋介石，看到汪精卫阳奉阴违又“勃然把武汉当局责骂了一顿”，都是意图导正他们，可惜最终他们还是“听不进”、“无效”，甚至“唇焦舌烂，不下数十余次。可惜功效甚微，他们未有采纳过半句。”为了坚守理想，她决定选择辞职，断定他们“将来一定要失败”，她主动放弃别人艳羡的名利、地位，在政治上“退隐”，却以“民十三年党员”和国民资格继续“进击”：“我虽老病，虽然屡次力辞此烂羊头的中委，但不自甘暴弃，将誓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以最后的生命之力、之血，与我革命民众与青年，为民族国家前途而牺牲。”她说：“你们这样反苏反共，我要辞去国民党内一切的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苏联人来往，国民党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总理的遗言，蒋介石也无权制裁我……”

她身在上海，还是巴黎，或是别的地方，汪精卫改组派、蒋介石黄埔系，屡屡找人来请她加入他们的集团，众多国民党老友也不时劝说她到南京去，她则以“革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不参加，你们淘汰我好了”，一律予以拒绝：“你们这些主张，外无世界弱小民族的同情，内无农工大众的支持，是行不通的。我不参加了，我不愿开你们的会，你们淘汰我好了。”现实磨难试图驯服她，她却总智慧地与之周旋，她视名利为身外之物，淡泊以对，实际上却继续活跃在各种斗争舞台、坐言起行，以至经年别离的廖承志，三十年代常常依靠新闻报道就可以了解到母亲的行程、活动状况，因心怀大爱而“忘我”地坚持下去、抗争到底……她说：“我身患重病，兼以精神受大打击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但我决不自甘暴弃，仍奋力支持下去，与蒋匪反动派作斗争，继续不息。”

总之，何香凝以“革命者为革命牺牲是他的夙愿”的透彻与坚定，就无须做时时处处装得彬彬有礼的烂好人了，该慈爱时慈爱，该责骂时可从来都不忍着，她有着刚直、率性、正气、真诚、坦荡的风骨。

面对中国妇女“牛马不如”的处境，她痛心疾首又充满同情，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何香凝把对中国妇女处境现状的了解、理解和同情之心，把对民主革命前途的忧虑，转化为帮助妇女解放、推进反帝反封建革命进程实实在在的行动。她常常为中国劳动妇女“牛马不如”的“惨苦”状况而痛心：“……肚子里怀了八九月的胎，背上掮着小孩子，还在田间作工，或者推车挑东西”，因为任谁也从来没有见过牛怀了胎，还要背着小牛耕田的情形。

她1903年发表的处女作《敬告我同胞姊妹》一文，就指出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的观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应与男子一起担负责任，妇女解放也意味着社会的真正文明与健全，她对女同胞“犹墨守无才是德之谬说”甚是不满，强调女人也是人啊，她质问说：“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覆巢之上，宁有幸乎？”“吁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之声名。”她反复强调“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这个基本观点，说：“妇女界应该大家起来，共同奋斗，为救危难之祖国，相信中国民族一定复兴，成为一个世界上健全国家”，占同胞半数之妇女“关系于民族存亡之大，不亚于其他诸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第一时间组建“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动员妇女“和男子们共同负起平等的责任”，以求国家独立平等、人民恢复自由：“本人敢代表妇女慰劳会及全国妇女界，向华侨诸公致谢之外，并盼继续努力，使国家得到独立与平等，使人民恢复自由。” 

几千年受封建礼教束缚和愚昧的中国妇女，要实现解放，当然要从自身努力，在战斗中学习，在投身社会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何香凝教导说：“在妇女本身，应该学会生活技能，习于吃苦耐劳，要过问国家社会的事，也不要把个人的事交给别人来管。而国家对于妇女呢，应以男女平等为原则，使妇女和男子一样受同等的教育。使他们养成充分有从事社会活动和各种职业的能力。硬把妇女困在厨房或关在家庭里，在我国几十年前已经不行了——我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中国革命无一役没有女子参加的。然而到现在，尚不能获得真正平等的待遇，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希望将来参加国民大会制宪的人，万万不要再忽略全体女同胞所应得的利益——详订男女一律平等的条文！我们当着解救国难的生死关头，不该使整个民族老是半身不遂的！”

总之 ，何香凝是把领导劳动妇女成长成才贡献于社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又是紧密结合时代课题投身近代妇女运动的实干家。

君子有所不为有所为，尼采说过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即为美德，甚至“无动于衷”成了何香凝抵抗命运击打的最好武器，她忧思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凝视自己的内心，保持对现实险恶的达观，因为除了信念坚定、相信“力可回天尚有人”，“生死不顾之后无所畏惧”外，她幸运地拥有艺术。她沉湎于艺术世界，既表达了她的爱恨情愁，又升华了她的痛苦与磨难，还实现了她的特立独行，“烂船飘泊也风流”。她“以画画读书度日”，“以读书画画为乐”，“宁以画笔栖迟，维持清苦的生活，不愿同流合污，作国家民族的罪人”， “以写画自遣”，“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升沉”，淡然地强调我“每天只想在家中绘画写字，极少出外参加集会。政治活动，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中国未来的前途，责任都落在青年人的双肩”。“绘画是有情绪的线条和色彩”，这“情绪”二字，于何香凝的创作最为重要，就是叙述人性、表达情感，她的画具有人性之美和情感的真挚。无论是在人们的直观还是想象中，何香凝大半生奔走革命，颠沛流离、艰难顿挫，痛失丈夫、儿女经年别离，生活都是很苦的，但她说过：“我的个人生活，在父母面前，可以做小姐，到了社会可以做工人。在家庭可以烧饭做菜管理一切琐事，出了厨房就可以干起政治活动，山珍海味并不是吃不来的，粗茶淡饭我也一样过得惯。清静安闲的岁月我能过，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也是不怕的。”从她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她品尝到了最高境界的精神快乐，狮虎的雄强刚健、梅枝的挺拔昂扬、山水的壮阔深幽、雪景的静穆萧杀、花鸟的悠然清雅……都有她独特的人格境界和情怀修养，“画品如人品”。比如，中国画极讲究线条之美，黄宾虹自述学画经历时强调最重要是“笔笔分明，笔笔都平”，哲学家康德也说过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更能表达人的“情绪”。何香凝笔下动物毛发的细腻、山峰的棱角、梅枝的笔直……特别是她的梅花新枝，线条无论长短，无论向上还是斜出，都一气呵成，没有停顿，挺拔昂扬，情绪饱满，体现出线条之美和力，整体画面达到了清，雅，壮，阔，静，幽，远……

总之，各种好万种难，何香凝都把它当成了丰富人生的养分，成就了她的美德和精神气质。她用一生诠释了这个道理，一个人立足于坚守信仰、不懈奋斗，尽了最大努力去争取改善现状、朝着目标接近，带来的精神宁静与富足，就是一种成功。

 

 （作者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