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于自然属性——陈文骥与冯博一

对话 

冯:对当代文化境遇,以及在这种处境中艺术家个人创作态度和立场,或许将导致对以往艺术观念与形式在方法上的改变。作为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你现在是如何看待艺术的创作?或者说,你对艺术的态度、立场是什么? 

陈: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回到三十年前,我二十多岁得时候,,我肯定会想突破、改变、争取些什么。这和人的年龄、地位,或者思考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年青时期的我和现在是对立的,而现在的我又是和那个时期完全相反的。目前,我所思考的只是想在我所拥有的绘画和艺术表达方式这个领域里,能使自己得到一个完整的自我。所谓完整的自我,不只是我在艺术领域完成自己,同时要以这种艺术方式,来完成个人的生物状态。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好像也悟到些什么。有些事情你会感到很无奈,你不可能再去超越自我,感觉好像你在个人的意识上,只有保持,而不是再去突破。 

冯:你的这种认知和自我的判断,与你现在的艺术创作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觉得个人的状态和艺术创作的状态,包括语言方式、风格样式,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陈:是一致的。因为这几年我围绕着这些方式在做,我自己感觉很明显在远离一个中心的思考,好像不愿意介入某一种领域的干扰。就是说我有意回避大家比较关注的方面,想寻找一个完全符合自我的,并乐意去做的,做起来也有把握的一种方式。这种结果,都是根据这种意识来要求的。所以我不是想扩大,而是想把范围缩小,尽可能在有限的条件和能力下,我能办得到的一个结果。 

冯:是否可以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向外的趋向,而现在更多的则是一个内敛的收缩? 

陈:对!以前是加法,现在是减法。所以感觉现在作为个人的一种生存意识,是一种往里禁锢的、局限性的、缩小的。当你意识到这个年龄阶段,和早年比较,从思考方式、态度,或者说从普通意义上的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 

冯:在我看来,你早期的创作是比较直接面对现实的,现在逐渐返还于个人的内心体验。那么,你现在如何看待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陈:现在,我不太愿意去考虑我跟社会现实的关系,而更重视个人一种状态上的思考。我好像没有把对社会这个部分和我自己的行为作一个连接点。我考虑的是我本源上的行为反应,我希望是一种生物化的反应。 

冯:也就是说,更符合个人生存的自然属性。是否有些宿命了? 

陈:可能是这样。作为艺术家,我的艺术创作和思考,自然会或已经把我的文化态度、社会因素考虑进去了。同时,也与其他领域的人在行为、思考方式上产生一些距离。在这个距离里,我希望我把这个个人更动物化一点,因为人本质上就是动物。当然,这种自然属性的思考,人可能思考的更到位,更具体。作为我这种表达方式的人,我很希望还原到初始化的本质状态。所以,你可能会很自然的进入了一个层面里面,这是你的自然归宿。这东西没有什么必须去强迫、去安排的。我的结果都是生理暗示,并不是说我需要让自己有一个设定,但是我要明白,要认识到自己在生理状态上更适合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自己,而不是要从社会现实形态来考虑。我感觉人之间的差异,到我们这个年龄啊,就认定下来了。我可以当蚂蚁,我要很勤勉去完成自己,人这种心态就到了终极了。当你到了生命终极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认可它。我看过一个电影,一个被暗杀的神父,临死之前突然笑起来了。暗杀他的那个人把他打死之后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当时要笑。这就是凶手和神父之间的境界,对待死亡、对待人生的不同理解。 

冯:过于“入世”,容易沉湎于现实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的“出世”,忠实于自我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这让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先生写的《顺生论》一书。 

陈:因为像张中行这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这种思考也会多一点。我到了五十岁以后,感觉好像也是不可改变的。反而发现自己有一种愉快,我可以变得很单纯,我可以很少去顾虑什么,使我在有限的领域里面,可以少做很多事情,但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彻底。 

冯:我觉得任何艺术创作都可以说是某种实验,但可以区别两种基本的实验方式。一种是某一艺术传统内部的实验,一种是传统之外的实验。传统内部的实验是对这个传统,如绘画自身语言和风格的不断提升、丰富和深入化;传统外部的实验则注重的是对现存艺术系统的重新定义,所希望达到的是传统画种、表达方式、审美趣味之间的相互打破,包括对所谓艺术的重新定义。所以它不仅仅是对某一画种审美或语言的完美化,而是带有某种革命性的东西。你如何认识这两种实验性? 

陈:我只是对有些未知的东西抱有诉求,对自己同样也是不断关注会有什么可能性,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产生让我意外的结果。在这个层面我会找到一些方式。也就是说,我只是拥有了一些表达方式,绘画是帮我完成了自我。而完成自我的同时,我在寻找一些我曾经未知的一些可能的东西。也许我突然发现有可以让自己改变的,我会尝试着让自己努力地去调整。至于结果能否让自己满意,就考虑的比较少。所以这里面也带着些想突破、冒险的心理意识,是出于人本能的好奇心,一种未知的诱惑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其实是把自己这个人,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自己归到哪个类别上去。我是希望能够更本能些,提供一些可值得珍惜、研究的文本,而不要进入任何意识形态的归类。我对未知性特别敏感,特别喜欢参与其中,想从中获得些什么,又不知道结果,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其实,我做事情逻辑性是很混乱的,这个混乱里面让我去寻找新的设定。我喜欢设定,但在过程中又喜欢打破。我现在很重视这种本能式的、生理化的反应。我希望思想性,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能在我的创作中少一点。 

冯:你近年的创作比较强调物的形态结构与色彩协调的美感,你如何认知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陈:人与物的关系是,人造了很多物,这些物其实是跟人有关系的。它的形状、美感与人是协调的,我们视觉上接受了,其实也在生理上接受了。人创造的物就是完成人形态表达的一个结果。人一定要和周围这些东西联系起来考虑,这是一种共存观。把这两种事物结合起来思考的话,人在这里面的地位不一定说高多少,不是控制性的,只是说可以更好地配合。人始终自我感到得意的是自己在思维上可以超越其他物,在这超越过程中主要说我和它协调,我用我的智慧和它协调,从而获得一种美感。我在创作中,尽量抽离它的实用性、功能性,然后再看它在这个形态过程中有一种生理状态上的收获。同时,还是用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模糊的追寻。前方有个模糊的东西,我被它吸引,我要让它由模糊变成清晰,但走到头我发现并不清晰,因为产生了另外一个模糊。一个模糊套另外一个模糊,我努力去追寻,然后就永远没完没了的了。这就体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喜欢这么做。如果换一个人,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他首先要将这个事情清晰化,清晰了他才会踏出这一步。对于我这些清晰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但是我会为了某个目的,设定一个很清晰的路线图,但是这个路线图是完全备用的。在过程中这个路线图最终要彻底被打破,这是个人的行为方式,在控制的过程中,我有快感。所以每次我完成一个展览,都有逃过一劫的感觉,因为我心中不是很有数。其实,我是一个心中没有数的人,完全是非理性的表达。 

冯:但在作品里,我却感到你是一个很理性、严谨,甚至苛刻的艺术家。 

陈:理性成分里面其实饱含了很多侧面,很多感性的侧面掺杂在一起,同样感性的成分里面也包涵了很多理性的成分。我感觉人不可能是特别单一的,都有微小的差异,绝对化是不太可能的。这里面有一个灰色地带,很多人处在这两个类型中间的模糊地带。实际这个灰色地带的人起到了平衡作用,他是存在的。 

冯:这是否意味着你甘愿“边缘化”,或与所谓的前卫艺术渐行渐远? 

陈:当你只有意识到这东西存在的时候,你才知道自身还有多少缝隙。我只是希望自己不是空旷的,也希望周围不是很拥挤的,而我在这个最拥挤的范围里,有限的那些小的缝隙中,同样能生存的特别自由。它其实跟当代艺术表达的态度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抗衡,或者是有意回避。它作为一个新的态度,在中国艺术的表达意识里,我感觉和西方有区别。我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一些形式,在完成自我,好像是一种宗教式的态度在做这个艺术,由一种形式来完成自己一种行为反应。这个心态和状态上也运用的特别多,这和艺术表达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冯:艺术家的表达方式肯定对他个人有意义,否则他就不会去这么做。但是对其个人有意义、有价值的创作,如果说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是不是有意义、有价值? 

陈: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让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价值范畴之内去完成。他存在自然有他的可行性、合理性。其区别就在于有些人仅仅是在一个动物层面的存在范畴,就像人存在,蚂蚁也存在,但不是说蚂蚁必须要按照人的方式去生存。这就是自然生态的共存的合理性。你是蚂蚁就只能当蚂蚁,但蚂蚁这个存在你又不能消灭它。我们不能因为蚂蚁跟人有区别,就不承认它的存在,甚至说你在研究人的过程中把它抛离。人之间有这种差异,艺术家之间也是有这个差异,我们现在不能把一切都归纳到人的普泛方式上去完成。作为艺术家不管他寻求哪种方式,对他个人来说都有他的理由。对于一个社会学家,他要敏感的意识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去研究它。而艺术家的存在就是说去怎么样接触这种方式,去完成自己。更多的思考,应该是由另外一个层面去完成的。对艺术家来说,他是不是在现阶段自我做的很彻底,是否感到充实,这点很重要。所以一个艺术家被赞赏,或是被认可、被批评、被抛弃,他已经有一种可讨论的价值,他已经达到他的作用了。所以说艺术家他所承担的东西,需要他自己发现一些能把握住的东西。 

(录音整理:杜世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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