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2年荣荣就只身从福建“北漂”到京城从事摄影艺术创作；映里是日本人，来北京定居前在东京是摄影艺术家兼摄影记者。那时，他与她的艺术创作基本上是从自身的成长经验和所在的生活处境中寻求创作的构想和媒介依据，更多的是一种从本土的、地域的当代文化出发，或者是将母文化的资源予以利用。也就是说，他\她的艺术创作，他们的经验，仍然是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并在他们的具体行为中展开。因此，他\她的各自创作风格仍然与具体的地域与处境相关联。而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到临，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使不同国家、民族以及地域文化圈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与顺畅；文化游牧式的栖居与行旅，以及“在路上”对波希米亚精神的追寻，亦成为艺术家的一种生存、创作的主要方式之一。1999年，荣荣在东京办个展，偶遇映里，从此结缘。于是映里从东京移居北京，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生活与创作。这种生存空间的位移、流动和生活结合，构成了他俩在非本土的文化环境中的创作方式，并与所在地发生某种关系的作品产生。这既保持了一定的对外在或之间空间的向往，同时又延续了本土文化和以往作品的品格。所以，我们说这种创作已经不能简单地评价说他们的作品是从地域的传统或现实的文化资源中派生出来的某种创作风格与样式，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再现形式，也是他们生存空间位移后的不同民族文化、个人审美碰撞、磨合的结果。当然，他们并不生活在流动的漂泊空间当中，空间变异所构成的创作合力与品质，或许就建立在位移与流动的生存、情感心理，乃至家庭日常生活的多重空间和多重视域之中。 

荣荣于2000年前的作品，充满着苦涩的艰辛与不安的挣扎。他在北京东村的摄影记录，其实是他真实生存的写照；《废墟》、《婚纱》等系列作品则是他生存境遇在内心折射的凄美向往。而映里的《灰色地带》、《1999·东京》和系列自拍像等作品，具有内心孤独与彷徨，甚至有着扭曲的腥血气息，显示了她文雅、恬静容颜背后动荡的分裂与绚烂的热情。从2000年伊始，他们结合后的艺术上共同创作，使各自以往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异。如果说荣荣和映里在之前的创作或注重生存境遇的影响，或强化内心的体验，那么合作之后以“第三只眼晴”的观看方式所形成的镜像，则充满了一种彼此相遇相知的“复眼”方式，即他们是将一系列自我的身体镶嵌到有着地域象征的自然环境中而给予呈现。如：《在中国长城系列》、《在中国嘉峪关系列》、《在日本富士山系列》、《在奥地利系列》等等。作为摄影艺术家的他们，并不是炫耀自我的身体或自我满足的表征，而是对二人共同情感与生命的结合，是自我向他者、向广袤自然敞开的尝试，也是自己向对方敞开的真诚和坦率。这些作品看起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却贯注了他俩对于自然、对彼此发现的激情与浪漫，而这种发现往往是代表着艺术家在每一阶段作品创作时的情感依存与牵挂。他们的@《我们在这·北京系列》作品是我在2003年策划东京画廊开幕展——“北京浮世绘”时创作的，也是第一个根据798艺术区现场所创作的系列作品。在这组作品里，一切的经验都有一个对于自己身外世界的真实感觉，这种感觉里有一种对于差异的承认和理解，似乎没有了以往那种面对艰辛处境时的焦虑或悲愤情绪。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一种痛苦的来源，而是一种了解和认知的前提，一种新的对话前提。这种新的创作意识使得他们能够超越对于彼此的“俯视”和“仰视”的心态，而进入一个“平视”的新阶段——在相望两相知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使他们的艺术创作无意为之或水到渠成的自然形成过程。对于他俩来说，这“异”和“同”都打开了新的空间，他们用“复眼”的镜头拍摄出了他们的彼此，他们与自然、与栖居地景观的一次次相遇。一方面，合作的方式使这些作品有着浪漫的外表，但画面的情境和叙事本身的语境对这种浪漫性又进行了颠覆，从而解构了他们以往各自的记忆、梦境和困惑，并以惟美浪漫的语言方式，反映了他们在一起的目光所及和自然与现实的另一侧面。他们的这种相遇、这些牵联的景致，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多样性的诗意和美丽。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现实居住地。在《六里屯系列》中，他们通过自身的躯体而把“个人”在当下社会中的命运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拆与建，做了强化的的诠释与直接的呈现，也是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境遇的某种绝望的诉求。被扭曲，而又不同程度地反扭曲，这正是他们自由栖居的向往与被迁徙被摆弄矛盾冲突的视觉显影。同时，将私人空间与社会现实空间进行并置，将他们曲倦的躯体给予重叠，意味着真实与虚构成分的组合，也构成了这一系列摄影作品的复调——它基于现实的荒诞，同时又有所超越。这是纪实性拍摄相对应的社会学的书写，这种艺术的转换与提升象征了他们复勘现实与记忆的方式，它使艺术上升到主体，而使社会现象退居到注脚的位置。因此，他们合作的摄影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不仅在于用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手段表现这一现实，还在于为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记录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 

身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而摄影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视觉逻辑，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身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感受的影像话语。解读荣荣和映里合作的摄影艺术，他们的自我身体是始终贯穿于他们复眼式创作的主要媒介之一。艺术家将身体作为创作的题材早已有之，那是自我的一种直接而集中的表现。不同时代的变迁和对身体的认同、诉求，甚至意识形态都会有意想不到地自动显现。《荣荣＆映里2005年系列》中，他们的身体与他们的精神是一种“之间”关系。身体空间是精神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只是对象中的一个，也并不仅仅依附于单一的自我，而是依据他们双重的身体、重瞳的镜位来考量和拍摄，即把精神统一于二人身体的自然法则中。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所以，身体在看的时候能自视，在触摸的时候能自触，是自为的“能见”与“感知”。躯体领会自身，又构成了自身并把自身转换为他们依存的关系，这也许就是他们共同躯体与复眼的多视角观看和表现的特征。从而使“社会化的身体”这个概念，在现代的社会系统中成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领域之一。而身体好像提供了唯一坚实的、在现代世界中唯一可以依赖的自我认同的基础。当一个把生命意义建立在年轻、性感的身体之上的时代，身体的外在显现于是就成为自我与自由向往的隐喻。同是身体的象征，在《无题2008系列》里，他们“凝视”的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的过程，或者说是在寻找一种孕育生命形象化的过程——像是在宇宙里的星球。这种凝视、抽帧、定格、放大，成为作为艺术家的他们凝视世界宇宙的象征，以及自我生命的延续与升华。恰如《从六里屯到三影堂系列》里的他们一家子，从二人到三个儿子的相继诞生，还有2007年“三影堂”艺术中心的创建、经营——一个家庭血缘谱系的生成一样。 

最近听说他们在草场地的家、他们的三影堂艺术中心又将面临着被拆迁——宿命般的遭遇。也许只有荣荣和映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静止的镜头只能记录瞬间的过程，人们只能透过其作品看到了凝固的时空和视觉的形象，而事实却远不是这样简单，那些令人心颤的现实仍在继续发生着。我们永远不能体会摄影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极限，这令人深感不安。因为你会突然发现，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远在我们预料之外，共同的艺术想象力量将变成共同生命中可能的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