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感知整个事物或者全部画面，感知总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济利益、形态信仰和心理需求感知与我们有关的或引起我们兴趣的部分。因此，我们通常只能感知底片。”——伯格森
摄影中的底片来自于时间切片的截取，却更象是一个记忆的漏洞，它模糊、黯淡、图像稀缺，信息遮蔽，无法感知图像的涵义，是一个对记忆和逃避的隐喻。底片作为现实与图像的被抽离的衔接物，区别于一览无余的全方位的直接呈现，底片是潜在的，无意识的，绵延着，连接着千丝万缕和彼此渗透的经验，被简化成为一个单纯的直觉性的混沌的轮廓。底片黑暗混沌的表面形态使它拒绝解读，底片的功能属性又使它成为记忆留存的依据，底片可供暗房处理，洗晒成片，又使它充满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底片作为一种过渡阶段，成为一个时间的关联点，沉淀着过去发生的记忆，留存于当下，终将于不可预测的未来暴光和显现。
阅读底片，又如同对青年文化进行的冒险式的阅读。本届展览青年艺术家总体的创作状况如此丰富芜杂，我只能用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的方式来归纳。既是个体存在，又有相关之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互相联系，从而形成一个集合。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个别化的巨匠式的分离群体的表述在目前来看并不多见，一切都带上了群体性的价值。但是，在过去、之后，以及更长的艺术道路中不可预知的反线性的实验模式，谁都不知道下一脚究竟会迈到哪里。我们在这里依然只能描述一个临时性契约。
很少有人会否定青年的代群问题和社会的整体氛围有关，围绕青年问题可以分为心理问题、身份问题、阶级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巨大的价值观转换期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差别、生活和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相对狭窄的生存空间，使每一件个人私事变得语重心长，成为政治性的折射。他们不是在社会阶层基本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被特定的文化教养喂养成的，而是在转变过程的中经历着价值观的错位。由于自身内部激荡着一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精神成长的历史，个人地下室中的私事被不厌其烦的放大说明，琐碎事的详细描述变得绝对必然，日常生活充满值得被关注、被分析的额外的信息。
从艺术的生存环境来看，越来越多的艺术空间和画廊支持着自由艺术家的成长。虽然青年艺术家不得不与学院教育保持着制约关系，但是对美院教学体制和主流的审美趣味的出逃变得更加理直气壮。在各个学院毕业展览的画面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相对封闭的地域中，处于语言学习阶段的本科生不可避免的摇摆不定，并受到身边市场最好的，传播最广泛的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的影响，而并非只是经典的艺术史教育系统。那些游离、排斥或者自外于美院系统的年轻艺术家，首先成为年轻学生们不可绕过的，反复被讨论的对象。风格摇摆的现象出于风格的不成熟或不稳定性，也有可能出于对重复的厌恶和喜新厌旧的偏执，反风格化倾向和多种可能性被打开，内在急迫的表达和尝试，往往超过了对于商业化的努力。在研究生的创作里，由于有了更长时间的稳定性的探索，更强烈的个人风貌和特征经常被稳固的建立起来了。以绘画作为媒介的艺术创作，其成长阶段和成熟过程，依然需要漫长的日积月累的时间，劳动、精力和思考的大量堆积。在这里，我们依然在做了地毯式的调查后，只是挖掘出冰山的一角，做一个阶段性的，有苗头的，预兆式的工作进度的呈现。
一、日常私体验
底片作为一个隐喻，正如同即将跨出学院院墙隔离的年轻艺术家们。知识体系、性格偏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系统已经被书写在无法阅读的底片之上，只等时间流逝 和世事境遇的程序去逐渐呈现。底片如同艺术家本人，把外界的视像通过亲身的体验与感知同化为自身，当表达时，经验与情绪得又产生了第二次的反应过程——异化。“艺术语言是一个差异化的场所，我感兴趣的是一个重组了的现实。”（袁远语）底片如同自我之心，以身之体验作为吸纳，经过化学合成，药剂处理，综合效应，再次以身之表达——“艺术”将内在的自我显现出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私人语言属于不可言说的黑暗王国。个体的生命充满了内在的经验和能量，其内在性只能自己感到，他人无法知道，所以不能参与交流。 “ 体验 ” 一词更是突出了艺术创作中主体的存在。如何使内在的能量获得交流和表达，如何顽强的在画面中表达感觉、思想、想象、心情、意图，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问题。“把握这个介于现实和经验之间的‘存在图像'。”（施乐群语）只有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的实验，才能进行一场突破语言规则的多通道的冒险性游戏。对日常生活中空白只物的借用与语言游戏，利用物品和场景所能引发的现实性和深度意义的解释，实则把视觉语言和艺术文本的游戏隐藏于其后。“对最初被忽视被省略的真实的自然生态的发现直至迷恋。”（吴薇语）虽然艺术言说的内容是对日常私人体验的拥抱，但其艺术的语言逻辑不是日常语言，是一种陌生化的反日常语言。艺术掌握在一些常常唯恐失去自主性的个人手里。个人的决定往往是在离经叛道中完成的。只有顽强的、茫然的，屡挫屡战的表达，才能从一种“沉沦式的闲谈”之中逃脱，才能把原本沉默遮蔽的世界显现出来。个体语言和私人体验将超越所谓的种种社会学的、东西文化的、象征的、隐喻的、典故的表达，从而获得一种本真存在的创造性的表达方式。
从此次展览所选择的作品来看，个人化的空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和断绝性的表达成为了显著的倾向。他们暂时不必工作，不用组织家庭，不用面对生存的种种现实问题的磨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于现实生活之外。但是随着消费文化和网络传播的兴起，他们拒绝意识形态的审美主流，“宅人”和“下流社会”成为对年轻生活方式的描述。@TwoCols@“过度饱和的生物体形式替补着一切事物终结之后的事物，信息替补死去的语言，智能体替补死去的劳工，低档债替补死去的资本，电视宗教替补死去的上帝，网络游戏替补死去的时间。”（张炜语）青年们变得陌生、疏远、孤僻、阴郁，不可理喻，尤其是那些长时间的自我囚禁在画室，足不出户的青年艺术家，他们信仰着外在世界无法理解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内心深处的孤独是挥之不去的，陪伴她的终究只有她自己。”（韩娅娟语）“在看上去孤单的外表下，拥有着梦幻一般的个人世界。”（刘冰语）一种普遍的反社交性和电脑依赖症，经常被可以在“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中获得解释。作品更象是承载封闭和与世隔绝的“太空舱人”精神和生存状态的一张底片，上面隐藏得更多的是一整套价值观、生活体系和社会结构，作品表现为更加自我、封闭、静观，并有受日韩文化潮流影响的幼稚化和想象玄幻化的倾向。他们更容易陷入个人化的沉思，对自我的反省，孤独感也大面积的成为群体体验。在这个期间所出现的一代人，在隐藏的日常实践上已经远远的超越于人们对他们的认识速度。我们看到的除了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就是这些外化了精神的艺术作品，它们如同标本和野史，记录了这个时代最敏感的声音，他们为我们开启了记载这个时代秘密的底片。
二、无权者的反抗
在艺术院校里尚未毕业的青年艺术家们，多是社会生活群体和艺术体制结构的脆弱的边缘，甚至置身其外，这种局面反而更适合表达另一潜在的群体，另一种意识和另一种敏感性。做为统治 - 被统治者，公众 - 私人，有产和无产者，有权和无权者的二元对立中弱势的一端，非言说的可视化的形式成为了最好的表达出口，具于一种不确定的表达欲望的可能。“它们愉悦而迷茫地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自以为 “ 主流 ” 的幸福生活，它们自以为很高调地追求美好生活。然而通往此‘美好生活'的新游戏规则，让它们望而生畏又跃跃欲试。”（张增亮语）
美国的斯考特（ James C. Scott ）对于下层群体对抗权力方式的研究认为，低调斗争包括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受制群体，也包括极权和威权社会中，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知识分子。关于日常生活表现 , 包括照不宣的表演性 ( “公开语本” ) 、创造性潜台词 ( “隐蔽语本” ) 和非政治的政治 ( “外线政治” ) 。
当代青年文化很多被遮蔽的生存经验和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其他世代的人所无法进入和分享。 8 、 90 年代所流行的摇滚热潮成为这一代青年不可避免的精神塑形的部分，他们或者成为天南地北摇滚节上的流浪青年，或者组织自己的教室摇滚乐队，或者用电脑软件或 iPhone 做声音或噪音的实验，至少有专心搜集和内心崇拜的非主流摇滚偶像。在 Nirvana 、崔建被泛滥化的商业浪潮包装后，取而代之的是木马、谢天笑、 Sonic Youth ……。在道德精神的权威崩溃之后，对摇滚偶像的追慕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生活经历，摇滚乐中所建设的阴郁、孤独、哥特的世界成为自我释放和共鸣的天地。和传统视优雅、精致为美的观念不同，歌特代表了艳丽的忧郁，浓重的黑暗，强烈的恐惧，性别混淆与迷乱。容格提出的 “ 心灵阴暗面 ” 认为，我们的灵魂深处潜伏着一些丑恶的嗜好，作为灵魂中的 “ 暗面 ” 。被理性拒绝表达出来的“恶趣味”，它总是伺机而出，在人的潜意识中蠢蠢欲动，它是集体共享的、秘密的另起一行的感知力。对暗面的崇敬，使被主流文化所压抑所排斥的特征在亚文化中得到补偿。哥特美学如同一张被刮伤的黑色的底片，通过对死亡、妖魔化、破坏欲、施虐和受虐中获得对某种压抑的释放，一种向内的释放。“他们总想与众不同 , 然而大家的趣味却是惊人的相似，由此自恋变得发自内心。”（时砚亮语）这种精神氛围渗透在年轻艺术家周围，企图脱离家庭和体制的控制，标新立异，蔑视一切神圣和权威，有独特的个人的精神和风格的追求。
在摇滚乐的精神氛围里，他们死磕学校陈旧和僵硬的体制化教学，做出暗中脚劲的对抗和挣扎。在保护自己正常毕业的限度内，他们更愿意与一种所能理解的象征着极端和挑战的当代艺术互相调情。以体制所能容忍的，规定中不可获得的边缘方式来进行反抗。其中比较极端的方式是通过涂鸦、装置、影像等跨媒介方式，在油画系毕业创作内部进行的对现行专业规范的越轨；比如对于色情、政治、暴力、亵渎等违禁题材，在学校美术馆的教学审查制度下冒着被封的危险的冒犯的表达，如韩宁、杨浩、李蒙远、訾鹏、吕冰等人。在反抗的角度上说，语言上的完善和内心真实准确的表达，在年轻人的创作中已经变得不痛不痒。艺术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的工具，而并非仅是一种目的。这也是我在挑选作品时一个值得考虑的元素。对学校体制态度上的反抗，对艺术世界无限性的理想和向往，对艺术语言探索的尚未闭合的不完善的表达，所有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使这个阶段的创作变得格外生动有趣，充满能量。与父辈的抗争从来是一场喜剧，而不是悲剧。在这个艰难的突围过程中，可以看出年轻人自身在这个特定的年龄阶段所涌发出的原始的生命感，以及没有被商业程序化所侵蚀的内在情绪的表达。“说不定还可以看到一些尚未魂飞魄散的残迹。”（张增亮语）
意大利的莫瑞蒂（ Franco Moretti ）在描述欧洲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时，将具有永恒的内在的不满足与变动性的 “ 青春 ” 看作现代性的本质。反抗与革命可以毁灭任何既定体制，如家庭、社会规范、传统文化，乃至于将自身的形式也破坏掉，意味着无限的发展。在我一直以来所进行的青年艺术家小组的地域性研究中，一直关注城市中年轻艺术家群体的自我生长和自我组织方式，并非是某种商业的，或者体制的模式。这是一种面对艺术权利和商业集权的时候，这种独立的，互相支持的，可以沟通，有相同价值观认同的群体，反抗异化压力的自我营救的形式，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的成长、状态和创作通常是有不可预计的帮助。我院校考察过程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现象，志趣相同的年轻人有着或松散或紧密的固定生活团体。在脱离了学校以班为单位的组合之后，我也希望今后能够涌现出更多的自发结合的各种形式的持不同意见者的青年艺术家群体，成为自由创造、民间观念、自我组织的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