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骨》
作者：刘高鸣
主持：张亚璇
参与者：排骨、观众
时间：2007年12月15日

张亚璇：（刘高鸣），这个片子以前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放映过吗？
刘高鸣：没有，做完以后在深圳小规模的放过一次，在我的工作室也小规模放过，就这两次，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映。

张亚璇：排骨，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你一、两年前的状况，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排骨：挺好的。
张亚璇：现在的工作、生活有没有变化？
排骨：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在深圳大家都很忙。我也很忙的，卖碟，最大的变化就是我长胖了。
张亚璇：你的感情呢？
排骨：现在我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她回家了。她父母不同意，又没有在一起，我现在还是一个人。

张亚璇：这是《排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映，我想知道大家是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可以跟排骨交流一下。
观众：你（排骨）当初卖碟是在茂业后面的嘉华是吗？
排骨：是的。
观众：你天桥上卖碟卖了了多久？
排骨：大概就卖了几天。在天桥上卖的碟不是我想卖的，那全都是卖给路人的。如果是我不喜欢的片子，就会卖了几天就不卖了。
 
观众：纪录片能如何进入被拍摄者的世界？卖盗版碟本身就具有风险性，如何能够接受你去拍摄他的生活、家人、朋友甚至顾客，我觉得这个很难，你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报酬？　
刘高鸣：其实我也是排骨的顾客，在中国并不是遍地都卖盗版碟，比排骨厉害的人很多。我拍排骨的时候他拥有碟的数量不过几百张，他只卖文艺片不卖别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因为爱好才来做这个工作，也觉得没有别的工作更适合他。我去他那里的时候，一开始他肯定是不太愿意，有顾虑。我说，作为一个人，如果能为自己的青春留下一段影像，是非常的值得的。我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一个特别有质感人，后来就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去跟他那坐，跟他聊天，不经意的把摄像机拿出来，那种很小的家用摄像机，我看他好象也不是特别的反感，慢慢的就水到渠成。最重要的是他觉得我是他大哥，到现在为止，他有什么生活上的难处，或者说情感上的问题，他都会咨询我，我能帮助他的我会尽量帮他，我觉得人应该是以心换心。其他的不应该想太多。

张亚璇：你（排骨）接受了高鸣的拍摄，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排骨：对生意是没有什么影响，对生活还是有影响。就是我现在看，我觉得当初说的那些话，做的一些事情，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有些话让我现在说就不会那么说了，我比以前变得更理性和成熟了。

观众：非常高兴影像论坛“从乡村到都市”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六，我是一个退休的干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揭露我们社会最底层面貌的片子，我真的非常感激。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专家，可能只有我是在座的以贴近社会了解社会的心情来看这个纪录片，但是我想给制片人提一个问题，这种片子有没有市场，能不能上映？我很关心。
刘高鸣：非常感谢您能够来看我们的片子。要说市场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市场，在大的环境中，肯定是没有的。一般是小规模的交流或者是类似今天这样的活动，已经令我们很开心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心情上的满足。

观众：排骨，我在你那里买过碟。《排骨》这个片子让我感觉到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的一种苦和乐，所以是非常真实和的，他能在这样一个压力下生活的很本色，我非常欣赏，所以感谢你们。
 
观众：我想问一下张亚璇，我知道你对独立的纪录片一直很关注，也做了很多的事，中国从独立的纪录片成立从吴文光老师的《流浪北京》至今也有三年了。独立纪录片还在地下，离地上还有很远的路，在国外，独立纪录片也有放到市场里做。中国现在拍独立纪录片的很多，我个人认为距离放到影院里播放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是不是有必要向一个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呢？
张亚璇：我觉得中国的电影院里面也有纪录片，像《布达拉宫》。
观众：但是我觉得这些年里面，唯一一个比较上座的就是《布达拉宫》，这样的都播放得很少。
张亚璇：我想说的是，像《排骨》这样的电影，然后延伸到所谓的独立纪录片，问题是你觉得这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观众：应该是题材问题吧，我的想法就是说，这种纪录片如果我们换一种别的题材，首先让纪录片热起来。可不可以选择一些更阳光一点的题材，让更多人关注，而不是小范围内的观看。
张亚璇：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更多的拍一点阳光的题材，是不是意味着《排骨》这样的不够阳光？阳光是什么意思？

观众：我是很欣赏《排骨》，我是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想说拍出来的纪录片影响力能够大一点。比如通过发行机构进行发行，让更多人观看，而不是局限在小范围内。
张亚璇：这个需要大家的努力，我也不知道。这更多的也是兴趣，纪录片作者并不是说在这么小的地方放映，就会没有兴趣，只不过是渠道有限。我们在这希望有更多的、更广阔的渠道。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作者个人的问题，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做相关的工作来扩大渠道，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观众：我现在也是在拍纪录片，我的想法是，对记录片作者来说如果能有广阔的渠道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将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我不希望纪录片在五年十年后还仍然在小范围播放。

刘高鸣：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作者来说，永远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大范围来放，但这不是作者应该检讨的，而是由主管部门来检讨。作为纪录片作者，如果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而选择所谓的题材的话，这样就变成了主流媒体了，使纪录片作者感兴趣的并不是题材或者怎么样，假设说排骨是卖鞋子的或者是卖衣服，他有这么一个生动的情感和经历，我同样对他感兴趣，排骨本身的质感就吸引了我。如果是为了要播出才选择题材，就跟电视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观众：拍纪录片是不是不赚钱，还要自己添钱进去是吗？
张亚璇：也没有绝对的说不赚钱，但是作者也添不了多少。
观众：这个完全作为一个市场商业驱动的力量，仅仅是凭兴趣，像写日记一样吗？
刘高鸣：吴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自从有了DV，就感觉DV像一支笔一样，我相信任何写东西的人，在写之前不会考虑赚不赚钱，太多的利益心去做就没有意义了。
观众：也对，如果它能够赚钱的话，就会有太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了。
张亚璇：就我目前状况的了解而言，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一个事实是在彻底的非体制外，电视台、电影院是一种体制。  
观众：那么小的实验影院呢？
张亚璇：中国哪里有啊？
观众：我们楼下有一个，他们经营的很不好，我真的很想把它买下来。
张亚璇：我们很希望你这样做。
观众：是这样的，我在梅林一村住，那里有个实验影院，做的很不好，几乎就是为了我一个人办电影院。然后我真的想把这个电影院买下来。主要不是为了赚钱，如何以后人多了，可能就成了一个气侯了。

观众：刚才说的一种良性循环，更多人关注，这样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张亚璇：就我个人工作的感受而言，独立纪录片是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进入公共视野。独立影片开始发展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公共平台的，首先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通过私人方式传播，没有任何公共的平台能够让人看到这些作品。到九十年代末开始了很多小规模的放映。我觉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独立影像已经进入公众的视野之中，很多的人是在很大的压力下努力工作才实现这一步。